前段时间，对于美术批评家朱其对“蔡国强：农民达·芬奇美术展”的尖利批评——“海归派不应该总是在‘贩卖中国’。这一代海归派既没有引进什么国际先进的文化和艺术思想，也没有像徐悲鸿那一代为中国社会的艺术启蒙做很多教育工作，”蔡国强回应说：“我从来不反驳我用中国资源，因为我是中国人啊。而且我也在使用外国资源。西方人搞国际化，人人都在使用民族资源。”他认为，使用中国资源也存在一个再创造的问题。

　　《异想天开：蔡国强与农民达·芬奇》这本书在讲什么？

    蔡国强：去年我在台湾做“泡美术馆”展览，是想让“泡”成为一个社会议题。我感到：在东方尤其在亚洲，中国大陆或者台湾，日本或者韩国，现代艺术通常代表国家文化形象，但同时也很小众。

    我个人的艺术作品还算雅俗共赏，看的人多。回顾展“我想要相信”在西方展览时观众曾近百万。当时我就想在台湾办展览，让从来没进过美术馆的人能去美术馆看看，结果有35％没进过美术馆的人来看了展览。当然，不能说看的人多，就了不起，只是从一开始我就想让更多人看。

    我更希望有个人能说得清楚我的展览，能够作为一个顾问帮我挑选作品，跟我对话，由对话形成文化呈现。可是艺术家不可能四处跟人对话，只要跟一个人对话就行了，就像演员和导演对话、演戏一样。《异想天开：蔡国强与农民达·芬奇》这本艺术对谈基本就是这么来的。

    国内媒体把你和徐冰、谷文达、黄永石水称为“中国当代艺术的海外四大金刚”。你对于“贩卖中国”的批评怎么看？

    蔡国强：对于中国资源的使用，要看其态度和目的。使用中国资源也存在一个再创造的问题。另外，也不要总盯着艺术家作品里使用中国资源的那一部分。“9·11”之后，我的作品和中国资源的关系就少。“汽车爆炸”有关系吗？“蘑菇云”有关系吗——每天在大都会博物馆上空炸出一朵黑云，坚持了半年。同时又在大都会屋顶做了一个巨大的玻璃让鸟冲撞——这些跟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太多联系。

    我从来不反驳我使用中国资源，因为我是中国人啊。而且我也在使用外国资源。西方人搞国际化，人人都在使用民族资源。

    “农民达芬奇”及“农民，让城市更美好”是怎样创意的？

    蔡国强：我不是一开始就想到研究农民，我只是更关心自己感动的东西。我在农民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梦想，我对造型感兴趣，我看到了在这片土地上自己和社会的关系。或者说，我从农民身上看到我自己寂寞的心境。

    我不把自己放得太高，其实自己还是自己。

    上世纪80年代我出国时，其实中国人在外国人看来都不是城里人，都是农民。一个落后国家出来的人，样子看起来就是土，就是农民。但我就是农民，又怎么了？

    这次上海世博会上有一个美术馆要开馆，请我做开馆展。我自然就想到要以“农民的创造力”为主题，在展览中呈现出个人的力量、个人的创造力、个人的自由、个人的声音。

    有人把上海世博会上你策展的三句口号“重要的不在飞起来”、“不知如何降下”和“农民，让城市更美好”，解释为“对社会和时代的反思，重要的不是飞得越高越快就越好；表达对于中国社会高速发展之下的思考和担忧；展示个体农民的创造力，看到一个民族追求公平民主社会的希望”。有人说，你试图提醒上海和世界，当下的城市繁荣，还有一个巨大的农民背影。

    对于这一串“农民艺术符号”，你是怎样想的？

    蔡国强：我想用艺术家这个小小特权，为农民说一句话。当我提出要办“农民，让城市更美好”为主题的展览时，很多人就提出质疑：为什么世博主题是“城市，让生活更美好”，却要办农民的展览？我面临的第一个关，就是向所有人解释为什么做“农民”。很现实的，我就成了代言者。世博会的园区是农民盖的，高速公路是农民修的，你说“城市，让生活更美好”，我说“农民，让世博更美好”，这样就形成了议题。

    争议也不要紧，我也不在乎声音的大小、受众的多少，这样的声音应该释放出来。可能城市里铺天盖地是“城市，让生活更美好”，但是有一两个地方写着“农民，让城市更美好”，就可以了。在世博期间的上海，一个是拆掉一半的大楼，直接写上“农民，让城市更美好”，它像是城市发展的剖面；另一个是黄浦江畔最大的LED的屏幕、震旦大楼大屏幕上，一个小时三次，一个字一个字地滚动。很多公众来黄浦江，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流动书法“农民，让城市更美好”——它应该被大声地说出来。